韩寒:脱节的国度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丧心病狂,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克制忍让。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颠倒黑白,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公正坦率。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包庇凶手,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愧对炮友。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掩盖真相,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透明开放。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生活腐化,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艰苦朴素。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骄横傲慢,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姿态低下。

你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们也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们认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老百姓连电视机都看不上,现在电视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是多大的进步。

他们觉得,我们建了这个,我们建了那个,你别管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也别管这是给谁献礼,至少你用到了吧。你以前从上海到北京火车要一天一夜,现在只要不被雷劈,五个小时就到了,你为何不感激,为何充满了质疑?

偶 然发生一个安全事故,中央最高领导都已经表示了关心,我还派人来回答你们记者的问题,原来赔17万,现在赔50万,甚至撤职了一个兄弟,事情都做到这份上 了,你们为什么还抓着一些细节不放呢,你们的思想怎么反而就这样不开放呢?你们的大局观都去哪里了呢?为什么要我谢罪呢,我又没犯罪,这是发展的代价。迅 速处理尸体是我们的惯例,早签字多发奖金,晚签字少拿赔偿,这是我们的兄弟部门在强拆工作中被证明了行之有效的手段。掩埋车厢的确是当时一个糊涂做出的一 个决定,况且是上头叫我们这么做的。因为上头觉得任何可能引发的麻烦都是可以就地掩埋的。错就错在大白天就开始施工,洞挖太大,而且没有和宣传部门沟通 好,现场的摄影记者也没有全控制住,准备工作比较仓促。这次事故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在就地掩埋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物体的体积和工作的保密。还是低估了。

他们认为,总体来说,这次的救援是成功的,及时的。调度合理,统筹规范,善后满意。唯一的遗憾是在舆论上有点失控,他们觉得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舆论不归我们管。

他 们认为,从大的来说,我们举办了奥运会,我们取消了农业税,这些你们不赞美,老是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这是什么居心。我们本可以在政治上比朝鲜更紧, 在经济上比苏丹更穷,在治国上比红色高棉更狠,因为我们拥有比他们更多的军队,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做,你们不感恩,却要我们谢罪,我们觉得很委屈。这个社会 里,有产者,无产者,有权者,无权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委屈的国家,各个阶层都已经互相脱节了,这个庞大的国家各种组成的部分依 靠惯性各顾各的滑行着,如果再无改革,脱节事小,脱轨难救。

国 家为什么不进步,是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他们来衡量自己,所以他们永远觉得自己太委屈了,太开明了,太公正了,太仁慈了,太低姿 态了,太不容易了。他们将科技裹着时代向前走的步伐当成了自己主动开放的幻象,于是你越批评他,他越渴望极权,你越搞毛他,他越怀念毛。

有一个国家机器朋友对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文人,要是搁在四十年前,你就被枪毙了,你说这个时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观点,要是搁在九十年前,早就被人笑死了,你说这个时代,他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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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利比亚:什么是事实的真相?

中国在马耳他的疏散人员 Dmitry Solovyov / NBC News

作者:Deborah Brautigam (美利坚大学国际开发项目教授)

翻译:三水

这几天,利比亚的动荡局势以及对中资公司的袭击引发了一系列思索,即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国在一些不稳定地区寻求自然资源的诉求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认为这些讨论都离题了。我们应该从中国对利比亚的战略中学习什么?

(1) 中国加入联合国制裁。首先,很少人就不久前发生的令人瞩目的一个进步作出评论:2月26日,中国与其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一道批准通过了《安理会1970号决议》(也可看这里),这一决议立即开始实施对穆阿迈尔•卡扎菲政府的制裁。这一行动让国际武器禁运开始生效,并对一些主要人物进行了“小规模制裁”,还在国际刑事法庭提起了起诉。这一行动还标志了中国作为国际力量时代的到来。这是我们应鼓掌赞赏的。

(2) 中国在利比亚的石油投资事实上非常温和,而一些西方国家在当地真正占据主导地位。正如近东事务局副助理秘书威廉·哈德逊(William J. Hudson )2009年告诉国会的:“我很高兴,美国的企业在当地最活跃,而且利比亚人非常渴望使用他们(美国)的技术。中国正在参与进来,但我们的公司[sic]在其中起主导作用。”(2009)

埃尼集团(意大利)、西方石油(美国)、加拿大石油公司及英国石油公司、赫斯、马拉松石油、雪佛龙石油及其他一些公司是利比亚的主要玩家。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法国是利比亚石油的主要市场。尽管Lockerbie航空爆炸悲剧后,美国对利比亚实施了制裁,但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跟着有样学样;美国的制裁2004年结束。大家可以看看维基解密网站有关利比亚的资料以及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可以从这里开始)。

中国希望在利比亚石油及天然气进行更多投资的努力在2009年夏天被回绝了,当时利比亚否决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投资尼克斯能源(利比亚控股)462百万美元的投标。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及天然气项目只雇佣了约400名左右中国侨民,这也是另一个说明他们规模小的佐证。

(3) 对中国来说,现在在利比亚广泛提出的问题更多的是源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他们对中国劳工的使用,而不是中国公司的石油投资。在过去4年里,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利比亚签署了至少26.7亿美元的建设合同。光是2008年,中国公司就在利比亚签订了180份建筑、工程和劳工服务合同,涉及资金高达100.5亿美元(盈利7.5亿美元)。这比他们在非洲其他地方的投资都要多得多。

建筑公司在当地进行电信、铁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似乎雇佣了36,000名中国工人。这些必然会引起利比亚失业青年的愤恨。利比亚失业率很高,佣金也很高,很少当地员工会说外语。一篇对《的黎波里邮报》上一篇相关文章的评论说,使用外国员工在利比亚的外资公司中非常普遍。《经济学人智库》2008年利比亚报告引用了美国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数据,该数据显示,在2005年,利比亚建筑行业雇佣了600,000至800,000名员工。

原文请见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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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中国拆迁年度报告

发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中国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

执笔:王才亮

2011.1.9于北京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执行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作者长期从事房地产法和拆迁问题的研究,出版有《房屋拆迁实务》、《房屋拆迁纠纷焦点释疑》、《房屋征收与拆迁操作指引》、《购房陷井防范法律实务》、《违法建筑处理实务》等法学著作26部。近10年来参与了国内多起重大拆迁纠纷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是国内公认的从事房地产维权业务的律师和从事房屋征收与拆迁法律制度研究并颇有建树的专家。

一.综述

2010年是中国进入后拆迁时代的第三个年头。因为从《物权法》实施的那天起 就标志着后拆迁时代的到来。之所以作出这一划分是2007年8月24日,原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同志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报告,要求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理由是物权法从10月1日执行,而《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相抵触,将停止执行,要求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授权国务院制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拆迁补偿管理办法》。这是中国的拆迁管理的最高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拆迁条例》与《物权法》相抵触,承认《拆迁条例》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同时也表明现行拆迁制度自即日起处于非法状态,故我们将此刻作为后拆迁时代的起点。

然而,三年过去了,我们在等待与期盼新制度的日子里又迎来了2011年。回顾过去的2010年的拆迁,我们努力了,但我们似乎还在困局中。

为了2011,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我们总结2010的拆迁,形成本年度报告。

(一)特点

我们分析2010年的拆迁活动,与以前的拆迁活动相比具有四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所有有良知的人都承认现今的拆迁由于不区分是否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以公权力强力推进,损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是违法违宪的,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所以,2010年是各方面期盼、关心拆迁制度改革的一年。

二是开发商作为拆迁人上第一线与被拆迁人直接发生冲突的情况有了变化,许多地方政府成为了拆迁人或拆迁公司,政府与民众关系日趋紧张。由于有了“征收”的商标,许多地方政府毫无顾忌的公开成为运动员,各种拆迁“指挥部”应运而生。政府张贴的“大拆迁”的标语到处可见,公务员无奈之下不务正业成为了拆迁员,其气氛早就超过了2004年初的湖南嘉禾事件。基层公务员和拆迁管理机关与被拆迁群众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

三是绝大多数地区并没有因为有了《宪法》、《物权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的规定而停止拆迁,反而加大了拆迁的力度。从城市到乡村,大江南北狼烟四起,处处飘扬着“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的旗帜,改造成为掠夺的代名词。其中有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有的确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的合法的房屋征收行为,但更多的是鱼目混珠的假公共利益项目。如假棚户区改造或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名的的商品房开发,假城乡一体化、城中村改造之名的掠夺农村土地的拆迁,甚至土地的一级开发、土地储备项目都高举公共利益的旗帜。

四是化解拆迁矛盾的工作各地严重的不平衡。通过法律渠道解决拆迁矛盾的比例下降。无论是行政复议还是诉讼,在北京、上海等地,“立案难”的问题日益严重。从唐福珍、席新柱、陶兴尧等人的以自焚抵制拆迁事件,再到张剑、周颖智、杨义等人的以暴力反抗拆迁事件,绝大多数是有关地方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造成了矛盾激化。一些执法者不能与人为善,没有化解矛盾的责任感的结果是弱势群体求助无门而矛盾激化。

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是:矛盾的激化已经导致个别地方出现基层组织维稳行为黑社会化、民众维权行为恐怖化的现像。

(二)立法

2010年,拆迁制度改革和立法及政策调整有一些亮点。

例如: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紧急通知》),重拳出击遏制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紧急通知》明确,对因工作不力引发征地拆迁恶性事件、大规模群体性上访事件,以及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严厉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严厉追究刑事责任。

6月13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主持召开第15次部长办公会,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会议强调,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需要在用地预审中足额落实征地补偿费,探索和完善征地补偿款预存制度,将征地补偿费直接支付到农民个人,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明确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关政策,充分征求被征地农民意见,简化征地批后实施程序,以及落实征地批后实施反馈制度。

2010年1月29日和12月1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两次公开征求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意见和建议,引起了社会的广大关注。征求意见和建议的过程成为全民普法的高潮。

国务院2010年10月10日作出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规定了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加强和改进制度建设、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等七个方面的任务,并围绕这些任务的落实规定了具体措施,增强各项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中,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规定对规范政府的拆迁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

然而,由于上述活动民主和公开性不够,使得拆迁制度改革和立法与社会期盼有重大差距,实际效果也不理想。尤其是《物权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并没有对拆迁制度改革和立法的进程产生实质性的正面影响,对于民众财产权和表达权没有予以足够的保证。

例如,国务院法制办公室2010年1月28日公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社会高度关注、讨论热烈。截至3月3日,共收到意见和建议65601条。但是,形成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比第一稿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满足了地方政府的诉求而更不利于被拆迁人的利益保护,引起社会了不满。对此,我们的评价是“亮点不亮,暗处更暗”,并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交了我们的书面意见。

国家对征地拆迁的新的法律和政策没有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及时公开,发挥其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其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至今没有认真宣传落实,而国土资源部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到7月13日才在网上公布。

(三)原因

2010年,拆迁矛盾加剧的原因主要是引发拆迁纠纷的源头没有好的变化。

1.土地财政的冲动

中央政府的调控总是落空的原因是土地财政即政府经营土地问题更为严重。而土地财政的背后则是日益艰难的产业税收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政府支出,使其越来越依靠土地收益,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构建和谐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比2008年增长43.2%。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

而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支出总额为12327.1亿元,比上年增长28.9%。其中,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4985.67亿元,占支出总额的比重(以下简称占比重)为40.4%;用于土地开发支出1322.46亿元,占比重为10.7%; 用于城市建设支出3340.99亿元,占比重为27.1%;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为433.1亿元,占比重为3.5%;用于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194.91亿元,占比重为1.6%;用于土地出让业务支出86.89亿元,占比重为0.7%;用于廉租住房支出187.1亿元,占比重为1.5%;用于耕地开发、土地整理、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支出477.56亿元,占比重为3.9%;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支出107.25亿元,占比重为0.9%; 用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破产或改制国有企业土地收入用于职工安置等支出1191.17亿元,占比重为9.7%。

然而到了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高达2.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70.4%,更让我们担忧的是,地方财政进一步依赖于土地收益,四大直辖市的比重也达到50%左右,而此前的北京市才占25%。据统计,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最高的10座城市,土地出让金总收入比2009年要多出3000多亿,达8752.41亿元,增长率超过54%。

正因为如此,2010年,各地的地方政府以压倒一切的热情推进 “拆村并居”、“城中村改造”、等拆房卖地的行动,使拆迁范围更加扩大。这场以城市利益出发、试图增加城市土地财政收入的城镇化运动目前尚看不到有效的遏制手段和正确引导,已经成为拆迁矛盾激化的新源头,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

2.问责制没有真正落实

虽然全国不少市、县(区)都曾颁布拆迁问责办法,但这些地方规定,主要针对不按规定时间带头拆迁或者干扰拆迁工作的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实践中,因拆迁推进不力受到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的处理,明显多于因拆出人命被问责的情况。

据南方周末记者多方查证在最近三年发生的八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中,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江苏东海、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先后发生的拆迁户自焚,湖北武汉拆迁户被铲土机活埋,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即使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毫无悔过之意,甚至官复原职后在公开场合表示“他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并指责“唐福珍是法盲”,社会影响极坏。

3.政策制订和立法混乱

2000年的《立法法》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一些地方超越立法权限,自行制订的房屋征收与拆迁规定,不仅与《《物权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规定相冲突,而且限制相对人的诉讼权利,引起群众不满。如江苏无锡市政府以文件方式授权市政府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在集体土地上予以房屋拆迁许可。当群众向省政府的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时竟没有部门受理,既避开了省政府建设行政主管机关对于房屋拆迁的管理,又避开了省政府土地管理机关对于土地征收的管理。

又如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政府出台的方案规定对被拆迁房屋最高标准补偿每平方米仅600元,完全不考虑市场价值和被拆迁人得到的补偿能否买到房屋。

(四)出路

针对2010年我国拆迁矛盾加剧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要化解当前的矛盾已经不仅仅是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修改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而是要对整个拆迁制度进行改革。

当前尽快要做的事有四:

一、废除现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为开端,进而制订符合《宪法》规定的《不动产征收征用法》及配套法规。

我们在许多学者支持下起草的《不动产征收征用法(立法建议稿)》此前已经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以公文形式送交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我们希望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使我国的不动产征收征用活动有法可依。

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如果能真正做到让人民在政策和法律制订、官员选拔任用上有话语权、监督权,干部们的权力将受到制约,就能减少贪官酷吏产生的土壤,减少拆迁扰民现象的发生。而执法机关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执法为民,决不允许以所谓的“政府行为”作为损害群众利益的保护伞。依法保护群众的正当防卫的权力,遏止暴力拆迁蔓延的势头。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要联系实际,坚决废止土地财政和“政府经营城市”的理念,把过高的社会管理成本降下来。其方法:一是通过体制改革,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二是要在“精兵简政”的同时改革财税制度,使基层政府减少财政压力带来的拆迁冲动,使多数公务员能洁身自好。

四、要落实问责制。

拆迁矛盾加剧,血案频发的原因多半并非敌我之间的生死之争,其中绝大部份化解不了的原因则是执法者不能与人为善,没有化解矛盾的责任感。一些拆迁拆出命案的地方,责任者不受追究甚至提拔重用的现状必须改变。

二.2010年十大拆迁恶性事件

1.老战士父子自焚

2010年3月27日,为阻拦强拆,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68岁的陶惠西和92岁父亲陶兴尧自焚,陶惠西当场死亡,其父重伤,据称目前仍处于维持生命状态。由于陶兴尧是曾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该事件更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案发后当地政府称:的确没有拆迁证,而法律没有规定如何办理在这种集体土地上强拆的手续。

2.王广良被刺而死

2010年4月8日,辽宁省抚顺市高湾区住建委主任王广良在组织强制拆迁过程中,被被拆迁人杨义刺死。这是国内拆迁血案中拆迁方死者中职务最高者。

王广良之死是一起标志性的血案,引发了拆迁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反思。

3.刘大孬驾车撞人

2010年6月1日上午9时许,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的拆迁现场,村民刘大孬驾驶厢式货车撞向拆迁人员,致4死16伤。刘大孬投案自首后被捕,该案尚在审查起诉阶段。

这是拆迁冲突中,一次死伤人员最多的事件。

4.抚顺截访命案宣判

2010年9月30日,十八岁的少年赵明阳因捅死暴力截访人员而被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而庭审时,数百民众签名为其求情。

该案暴露了当地村委会被黑恶势力把持,欺压村民的黑幕。事发于2009年10月9日,赵明阳随200多村民为拆迁补偿款的下落到开发区管委会上访途中,遭遇由小瓦村村书记臧军指使的一群社会人员截访,发生冲突。冲突中,赵明阳用手中的水果刀捅死李小龙,李抢救无效死亡。而事发前夜,李小龙及部分截访人员,拿刀闯入拟上访的村民家中,并将刀架到赵明阳母亲脖子上,警告其家人不得参与第二天的上访。

个别基层组织的黑社会化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阻碍,当然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5.昆明拆迁引起爆炸

2010年8月20日12时许,昆明高新区梁家河村城中村改造工程已拆迁的村民和相关工作人员与未拆迁8户村民进行交涉时,一幢房屋内发生液化气爆燃事件,造成10人受伤(4人特重度烧伤,2人重度烧伤,3人中度烧伤,1人轻伤)。

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证实:爆燃系人为所致。这一场景颇像“文革”中的武斗场面,已拆迁的村民与未拆迁8户村民的如此冲突应当是不正常的。

6.北海银滩强拆

10月10日,北海市银海区银滩镇白虎头村外,建筑工人正在对包围白虎头村的围墙进行最后的合拢。围墙内还剩50余户村民拒绝拆迁,围墙外竖立着高档楼盘的广告。当天清晨9时许,由法院、公安、边防等多警种组成的执法队伍对位于银滩镇白虎头村的3幢建筑实施了司法强拆。

据介绍,该项目涉及用地面积4011亩,分为拆迁改造区和安置回建区两大区域。工程总投资约12亿元人民币。工程项目房屋拆迁涉及银滩镇咸田和白虎头两个村委会、共4个自然村的拆迁户1525户,人口5000人,拆迁房屋建筑总面积约21万平方米,是北海城市建设房屋拆迁史上单次房屋拆迁涉及人口最多、拆迁建筑面积最大的一次。

由于动用警力,引起了社会对该案的关注,点击“北海 银滩 强制拆迁”三个词,网页达33000个。

7.常州打死被拆迁人

2010年9月1日傍晚,位于常州武进湖塘中凉二村附近的一幢拆迁楼内,56岁的被拆迁户盛有荣被打致小肠破裂、肋骨骨折,伤势严重。9月4日凌晨,盛有荣不幸身亡。二名年轻男子行凶打人后迅速逃匿。

该被拆迁户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后,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但时至今日,网上仍查不到警方宣布破案的消息。

8.宜黄拆迁引发自焚

2010年9月10日,江西抚州宜黄县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户主钟如奎的妹妹钟如琴、母亲罗志凤,大伯叶忠诚被烧成重伤。江西宜黄“9·10事件”中被烧伤的3名拆迁户随后被送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抢救,伤者叶忠诚(79岁)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钟如琴、罗志凤后被送往北京三〇四医院抢救已经脱离危险。

相关部门对责任官员问责,包括原宜黄县委书记、县长在内的8名官员受到处分。处分人数与力度均超过嘉禾事件。

9.武汉拆违流血事件

2010年11月16日,湖北武汉黄陂区组织公安、城管、国土2000余名执法人员,对区内后湖村80余处、近9万平方米违建房实施强制拆除。村民龚泽林情急之下驾车冲向执法人群,撞伤11名城管执法队员。

11月17日,龚泽林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警方刑事拘留,但此案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是为何有如此大面积的违法建筑要在建成后再组织如此声势浩大的强拆?为何未能防范惨案的发生?

10.五百村民黑暗中迎新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对采取停水、停电、阻断交通等野蛮手段逼迫搬迁,以及采取“株连式拆迁”和“突击拆迁”等方式违法强制拆迁的,要严格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但是2010年12月17日,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秀屿村全村停电,全村变压器主线路和分叉线路全部被剪断,村民求助无门。

五百余村民在黑暗中生活,至2011年元旦也没有恢复供电。

三.拆迁纠纷妥善处理十大典型事件

2010年,我国的拆迁混乱局面达到顶峰。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拆迁乱局中,依然有众多的有良知的官员、学者、律师和民众一起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维护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使纠纷得到妥善解决。显然,我们在批评违法拆迁的同时,要肯定那些为化解拆迁矛盾作出努力的人和事,才能抑恶扬善,真正推进社会的民主和法治进程。经向广大网友征集,我们紧急寻找了2010年发生的十个拆迁领域正面典型事件。

1、青岛市八大湖小区不拆了

2010年6月7日对于青岛市八大湖小区的居民来说,曾是一个难过的日子,因为按照当地正在进行的旧城改造项目,这一天是八大湖小区的居民们搬迁腾房的最后期限。而他们生活了20多年的家园将被拆除。那么八大湖小区里居民们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经过实地核实,这个小区的拆迁活动在6月12日《焦点访谈》曝光后,省市、区三级领导认为:即使旧城改造也要群众理解和支持。为此,政府在多数居民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将这个拆迁项目停止了。对于已经安居乐业的被拆迁人和有关方面来说,不拆是最好的和谐。

2.北京五环汽修站被拆获得赔偿

2010年12月25日,是北京市五环汽修站厂主一家最高兴的日子。五环汽修站建设于1988年,占地面积2400平米。由于拆迁补偿价格过低,企业拒绝搬迁。当地采取由出让单位起诉其中一个合同无效而腾退全部土地的方法以降低拆迁成本。2009年2月20日该企业被强拆。该企业依法维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在北京市二中院和朝阳区法院的主持下,终于获得900余万元的赔偿。

注:为五环汽修站提供法律服务的是: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王才亮、朱孝顶和庞标律师事务所庞标、王俊四位律师。

3.山东省两级法院确认政府行为违法

戴修清等十人是山东省邹城市亚圣商场的小业主。当地政府为了扶植另外一个刚刚引资建设的副食市场“东方圣都市场”,决定对亚圣商场进行整体拆除。2008年5月18日,戴修清等人购于九十年代的店铺被当年的出卖人——邹城市工商局强制拆除。无奈之下,他们将作出强拆决定的邹城市政府诉至法院。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8月26日一审判决确认被告邹城市人民政府于2008年4月25日作出的邹政字[2008]33 号《关于同意对亚圣商场胡庆民等 21 户房屋执行行政强制拆除的批复》违法。被告不服上诉。山东省高级法院2010年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

注:为戴修清等10户被拆迁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是: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王才亮、李仁杰律师。

4.太原严打暴力拆迁

2010年10月30日凌晨2时30分许,数十人搭梯子翻入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村民武文元家,将在武家借宿的邻居孟福贵从睡梦中活活打死。案发后,当地检察机关对事涉安保公司法定代表人武瑞军等十七人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包庇罪依法提起公诉。安保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有关官员受到处分。

太原市委认为,晋源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计建中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决定免去其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晋源区委常委职务,提请免去其晋源区政府副区长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同时责成晋源区免去其滨河西路南延工程协调指挥部总指挥、晋祠镇党委书记职务。

晋源区住房和建设管理局副局长王全有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决定对其立案调查,并责成晋源区免去其住房和建设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父亲孟福贵死于暴力拆迁的悲剧,让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在痛苦之中思考暴力拆迁之恶。此后,孟建伟以网络日志的形式记录下父亲被害后的经历。虽然此案已告一段落,但孟建伟仍在通过网络密切关注暴力拆迁,他说,现在已不仅仅是为了父亲。

注:为孟福贵被殴致死一案提供法律援助的是: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李劲松律师。

5.江苏省宿迁市王马玲获轻判

2010年,江苏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推翻了一审法院对王马玲作出的“犯故意杀人罪,判有期徒刑8年”的判决,将案件定性为“故意伤害罪”,王马玲被判有期徒刑5年。

2009年5月30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锦绣江南小区内,因不堪忍受拆迁人员逼上门的不断骚扰与折磨,业主王马玲三姐弟与拆迁公司员工发生“对攻”,最终酿成1死6伤的“拆迁血案”。法律界人士认为,这起案件和本溪张剑案件的宣判可以看出司法机关至少在尝试破解被拆迁户自力救济方式和程度的这一“两难”问题,这不仅敲响了目前中国各地暴力掠夺式拆迁的警钟,还或将成为保护公民权利法治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注:为王马玲案提供法律服务的是:北京雄志律师事务所熊烈锁、于伏海律师。

6.宜黄自焚事件逝者安息、伤者得救

2010年9月27日,江西宜黄县政府与钟家签订协议,就9·10强拆致被拆迁人死伤事件的善后问题达成一致。宜黄县政府对叶忠诚因烧伤不治身亡给予一次性补偿人民币30万元,并承诺承担两名伤者罗志凤、钟如琴在本次事件中因烧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两名伤者在住院期间及后续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和交通费,两名伤者今后可能发生的伤残鉴定费、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钟家母女次日便被送到北京三〇四医院抢救,目前已经脱离危险,正在康复中。

这个案件之所以能协调成功,主要原因是有关各方如钟家兄妹、关心此事的媒体朋友、江西省和抚州市的有关领导求得一个共识: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抢救钟家母女的生命优于一切。此案同时表明化解矛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日益彰显。

注:为钟家提供法律援助的是: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王才亮、万天飞、王令、朱孝顶律师。

7.河北省沧州市正确对待批评

2010年7月3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辛明的署名文章《小区12年遭两次旧城改造 官方称”百姓无理取闹”》批评了河北省沧州市“工商银行居民小区”拆迁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被拆迁人的意见。该市、区两级正确对待批评,知错即改,与被拆迁人和律师交换意见并针对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了有关政策和具体做法,切实解决被拆迁人的困难,化解矛盾,力求在平等协商的前提下解决纠纷。至2011新年到来前,拆迁双方基本达成拆迁协议,保障了被拆迁人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注:为该案被拆迁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是: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王才亮、朱孝顶律师。

8.政府委托的行为应由政府承担行政责任

2010年3月9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皖行终字第00033号行政裁定书认为:“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安徽省铜陵县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作为事业单位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并无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铜陵县政府通过《铜陵县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授权安徽省铜陵县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颁发拆迁许可证,应当视为委托,安徽省铜陵县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实施的行为应当由铜陵县政府承担行政责任。现才洪浩、才华对安徽省铜陵县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颁发铜房拆字(2007)第18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行为不服,以铜陵县政府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裁定驳回才洪浩、才华的起诉错误。上诉人才洪浩、才华的主要上述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裁定:

“一、撤销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铜中行初字第3号行政裁定;

二、指令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在发回重审的过程中,拆迁人与铜陵县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协商达成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最终维护。

在众多的地方法院千方百计将被拆迁人不服拆迁许可的诉讼拒之门外,甚至成为“拆迁公司”的情况下,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依法裁决难能可贵。我们需要向作出这一公正裁决的法院、法官致敬!

注:为被拆迁人才洪浩、才华代理的律师是: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王才亮、任佳慧律师。

9.河南法院判县政府赔偿

2010年5月1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金锁、陈士敏等八人诉确山县人民政府强制拆迁及行政赔偿一案作出终审判决,“认为确山县人民政府的拆迁行为违法”,“确山县人民政府应该对陈金锁承担赔偿责任。确山县人民政府强行将陈金锁的房屋拆除,将土地出让给金地公司进行商品房开发,并在争议发生后为金地公司颁发有关建设手续,违反承诺、放任金地公司在诉讼中将商品房开发完毕,并且对外出售,造成在事实上不能返还土地,恢复原状,给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带来严重困难,同时也引发陈金锁等人的强烈不满,甚至采取赴京非正常上访等极端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确山县人民政府应该对其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最大限度地维护了陈金锁等八人的合法权益。

注:为河南确山被拆迁人代理的律师是: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王才亮、刘建民律师。

10.黑龙江省政府停止大庆市政府强拆决定的执行

2010年8月17日,大庆市十一户居民认为市政府以土地整理名义立项,后以棚户区改造名义核发拆迁许可,且没有拆迁计划,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定形式,实质剥夺了被拆迁人选择产权调换权利而申请行政复议。2010年11月9日,黑龙江省政府法制办就十一户裁决复议案公开听证审理。2010年12月3日,大庆市政府对于包括十一户在内的共十三户作出了行政强拆决定。十一户立即向黑龙江省政府的行政复议机关反映。省政府充分听取了律师意见,依法履行职责,有力地缓解了社会矛盾。

注:为该案被拆迁人代理的律师是: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王才亮、朱孝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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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的困境

作者:江学勤

翻译:三水

来源:外交官杂志

2000年9月,我走访了中缅边界山上的蒙自镇。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教育,尤其侧重对拉祜部落的研究,因为它是中国那些未被主流文化同化且正在消失的少数族群之一。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政治上正确的记者,我认为拉祜族是在通过拒绝中国汉族教育来保护他们的文化身份。

但是,拉祜族人难道不渴望过更好的生活吗?如果他们坚持认为部落(文化)的连贯性比经济发展还要重要,那么他们的社会最重将失败,甚至灭亡,正如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他的书《倒塌》中指出的。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一直在研究拉祜族,并最终拍摄了一个关于他们的纪录片《祈福的孩子们》。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拉祜族人不好好上学、拒绝学习中文、用贫穷和无知将自己锁在山里,他们这一固执的决定非常符合拉祜族这一亚族强烈的自我仇视。

在这个游戏理论中,两方拉祜族人都在通过使用某些策略来让他们的个人产出最大化。那些最大限度拉拢盟友的拉祜族人未能让他们的生存机会最大化,他们强调社团以避免被遗弃,并让“成为中国人”(在当地)成为一种禁忌。(拉祜族的孩子被迫放弃学校)那些适应了的拉祜族人不得不为遗弃他们的族人做辩护,并为他们对汉族主流的忠诚发誓。

这种人类学或社会学的现象在拉祜族并不罕见。2006年当我作为联合国官员在喀布尔活动时,焚烧学校在阿富汗是司空见惯的。媒体报道说,那些纵火犯是塔利班信徒,决心要阻止阿富汗的现代化,但我却想,或许是村子的保守派有意让他们的后代成为文盲,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以便将他们留在村子里。在读了周业然(音译)的一篇描述他的同学的文章中,我看到了中国人(汉族人)与他们喜欢嘲弄的少数民族(拉祜)之间的相似性。

周的文章是对一篇纽约时报文章《美国校园里快速发展的中国教育》的回应。那篇文章赞美了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周业然写道,大多数中国学生并不向纽约时报中写的那样,他们并不参与辩论组,不参加每个周末的社交聚会,而且很显然,他们并未转变为摩门教徒。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有很多麻烦,被孤立,并且缺少睡眠。”

周对他同学的解释是:“在美国的三年学习生涯中,(他)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朋友…他大多数空闲时间都待在宿舍里,玩反恐精英,做家庭作业,看日本漫画。”

周还追踪到了一个纽约时报采访过的中国学生:

(她)不和中国同学一起玩。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她解释了原因。“他们不会交谈,”,(纽约时报)引用了她的话,“他们不能够和美国人交流。”

她的中国同辈在看到那篇文章后抓狂了,在赵的主页上留下许多愤怒的评论。许多人称她是“卖国贼”。受到那些严酷批评的伤害,赵找到她的美国朋友,靠在他们的肩膀上哭泣。他们安慰她,并告诉她别担心,“我们是你真正的朋友,他们不是。”

如果你将这两个例子放在同一个房间里,你几乎能看见他们碰撞飞起的火花。似乎那些无法适应美国的中国人将回到中国,(在中国)他们将激化中国人对美国的偏见(美国人歧视中国人)。而那些适应的中国人将留在美国,在那里他们将加深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中国人不会说英语)。与搭建中美鸿沟之间桥梁相比,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或许会让事态变得更糟糕。

十年前,当我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时,我会认为美国人有毛病,他们的文化过于跋扈。但在拉祜待了四年后,我有了一些重新思考。

我尊敬拉祜族保护文化身份的意图,但我同时也认为那不可能:无论何时我到访拉祜,我都能看到当地人愤怒地瞪着我,他们的狗朝我吼叫,小孩躲在棚屋后面。拉祜族有着连贯性,但产生的后果与其说是爱和忠诚,倒不如说是害怕和惰性:人们只是闲言碎语,邻里斗殴,村子里永远不乏懒惰的酒鬼。我了解为什么有野心的拉祜人想要逃离那里。

最终有一天,只有那些得高分、走出去的拉祜人才能为那个社团创造得到更好生活品质的机会。但如果这个社团让那些具有野心的拉祜人认为,当他们回去时,他们很有可能被遗弃,那些拉祜族人将陷入“囚徒的困境”:信任对于发展拉祜族非常重要,任何被背叛都是不可接受的(无论信任是多好的犒赏)。在美国,中国学生常常被困在害怕和不安的困境里,他们选择攻击像赵一样的其他人,而不是发现他们言语中的真实。

拉祜族人的中国邻居告诉我,拉祜文化正在消亡,因为他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仇外的群落,他们选择把其他人拉下来,而不是帮他们爬上去。但是,如果我让他们看周的文章,他们是否会说中国人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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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 城市化进程中的克东县

ChinaGeeks英文版的Custer拍摄了一个中国东北农村(克东县)记录短片,展现了东北农村的现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青壮年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为自己及家人谋求更好的生活品质,与此相对应的是数量不断攀升的留守儿童及老人,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衍生问题。位于黑龙江省的克东县是中国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现貌的典型例子,每当秋收结束,劳动力离开,那里的村子就如同空城,只剩下一些老人和病号。视频中枯黄的落叶、冷清的街道、形单影只的老人将拥有大片耕地的金星村和金南乡衬托得如死一般寂静。这对于克东县来说是好还是坏?而那些留守人员过着怎样的生活?在以下视频中你或许能窥见一斑。

此外ChinaGeeks正在计划拍摄另一个关于被拐卖儿童寻找回家的路的纪录片。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击这里获取更多信息。(我们通过kickstarter网站接受捐赠,并设定了一个捐赠额下限及截止日期。若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不低于下限的捐赠,我们将有资金运作这个项目。若无法筹足款项,那些已筹得资金将尽数返还。捐赠方法很容易,如果你之前在亚马逊买过东西,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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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被软禁在家中

很显然,艾未未由于威胁要办一个晚宴被(政府)软禁在家里。当然,他被抓的原因远不止这个,详细情节请看这里,这里,等等。但我更想在这里阐述一些其他的观点。

艾未未想举办一个大型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交聚会,并邀请所有推特上持不同政见推友们的想法把官方吓了一跳,但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我怀疑就连艾未未本人都没想过这个晚宴能够非常顺利地进行。
据说他过去几年里的活动相对来说还是很自由的,除了“被人敲了一下脑袋”以外,当权者似乎很喜欢把艾未未晾在一边,转而骚扰他身边的人。毋庸置疑,这和他在国际上的声望有一些关系。当局者在直接骚扰艾未未本人上犹豫不决,这点可以理解,因为他电话快速拨号里有大多数驻京外媒记者的号码。他是艾青的儿子这一事实一定也帮了他不少。他是少数已经足够强大,能够自由发表言论而不用惧怕后果的人之一(另一个是韩寒,他的期刊已经被河蟹了)。
考虑到以上原因,有一点很有趣的是,警察选择直接逮捕艾未未,而不是让他去上海主持那场社交会,再逮捕在社交会上现身的其他人。那对警察来说是一个很普遍的方法(最近10月8号为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举行的庆祝会就是被这种方法破坏的),并且也是我看到艾未未计划举办一次宴会后设想到的(当局可能会有的反应)。
对当局来说,今年的秋天是一个繁忙的季节。例如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前政府官员的联名信,以及温家宝总理接受CNN采访时谈到的政治改革,很显然有些人认为(温家宝的讲话)需要河蟹。基于以上几件事,急速的逮捕只是第一步,我想知道的是艾未未被软禁在家中是否是另一个向更直接的强制执行方法战略转移的信号?毫无疑问,逮捕艾未未要比让他举办活动并在暗中捣鬼要容易得多(然而,正如Evan Osnos 指出的,艾未未现在或许正让那些奉命软禁他的可怜干警生不如死)但他们(政府)的战略并未奏效,反而让整件事件演变为无休止的新闻报道。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策略是否暗示当局再也不在乎制造这种新闻?或者说这是政府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又一个例子。
作为一个旁观者,无论拘留艾未未的理由是什么,这似乎都不起作用,来自推特的报道显示已经有将近一千人去参加“河蟹宴会”了,感兴趣的人可以关注在推特上milpitas95035发布的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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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今天诺贝尔将和平奖颁给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外媒及推特上炸开了锅。中国媒体噤声,网络沸腾。以下是John Pomfret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译稿:

去年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的烟鬼刘晓波今天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他帮助推动了中国的自由运动。

诺贝尔委员会在一项声明中说,现年54岁的刘晓波获得这个奖项实至名归,因为他为中国人权进行了坚持不懈的非暴力抗争。

分析家说,为刘晓波颁奖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国施压,令其减少对宗教及政治积极分子的镇压。但中国政府向外媒记者表示,诺贝尔委员会为一个“罪犯”颁奖侵犯了中国的法规。

宣布这一奖项得主时,诺贝尔委员会称赞刘晓波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为中国公民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等做出的努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委员会说,“北京当局必须倾听刘晓波及其他人士的呼声,给予公民最基本的自由。

“由于受到了严厉惩罚,刘晓波成为了这场在中国进行的针对人权的广泛运动最重要标志。”诺贝尔声明中说。

刘晓波被判11年有期徒刑,目前正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离他在北京的妻子刘霞几百英里之遥。在诺贝尔公告发布之前的一个采访中,刘霞说她很欣慰,似乎她丈夫的身体状况在监狱中变好了,还感谢(政府)允许他阅读,他们两个能够进行有规律的书信往来。

[……]

在等待诺贝尔奖宣布的几周里,刘晓波被认为是这一奖项的强劲竞争者。但中国政府已警告挪威不要将这一享有声望的奖项授予刘晓波,称他没有资格获得这一荣誉。

分析家预测,在短期内,中国一党政权将加紧早前就对异见人士、宗教积极分子及非政府组织很强硬的镇压,以作为对诺贝尔的回击。尽管中国表面上表现得很强势,经济以打破世界纪录的速度增长,他们对”国家安全”犯罪 offenses are approaching numbers not seen since the bloody crackdown on student-led protests around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但从长远来看,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说,刘晓波获奖事实上会在中国国内引起比其他类似运动更深的共鸣,比1989年达赖喇嘛获诺贝尔和平奖或2000年异见作家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冲击更大。

首先,刘晓波将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公民。(达赖喇嘛是政治难民,高行健是法国公民)第二,与其他中国异见不同的是,刘晓波在中国国内非常知名,且深受爱戴。

[……]

尽管刘晓波陈述他的信念、写信、挑战政权二十多年,进出监狱许多次,但他逃避了许多他的同辈异见人士类似的刑罚。

尽管如此,一些观察家说,这一颁奖将在许多年轻中国人中引起一种感觉,西方世界要找中国麻烦,“冷战”思维仍然在发达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

“我担心这次颁奖将在中国年轻一代中造成的影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朱峰说,“这将被视为另一证实西方对待中国如何不友好的证据。”

刘晓波最近接受的判决是他经历过最长的。判决在2009年圣诞节宣布,因为中国政府相信西方人在节日不会对这个投入过多关注,刘晓波11年有期徒刑是因为企图颠覆国家政权。

其中最严重的一项罪名是,他带头在《08宪章》上签名。《08宪章》效仿冷战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77宪章》,呼吁更多言论自由、人权及自由选举。

最终有8千人在中国的宪章上签名。

[……]

被审判后,刘晓波的律师代他发布了一个简单声明:“我早就意识到,当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站起来对抗一个独裁政府,向自由迈进一步通常也是向监狱迈进一步。现在我迈出了那一步,未来的自由就离我们更近了。”

艾未未,《08宪章》另一名签署人,同时也是中国奥林匹克鸟巢设计者,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至少是“世界正在关注中国”的信号。

“但这一奖项并不会在中国改变太多,”艾未未预测,“我们需要更多中国人的觉醒。”

[……]

ChinaGeeks的Custer在英文版上节选了一些推友在推特上的反应:

Michael Anti:

在东京的朋友们,今晚的啤酒算我的!请给我打电话08032028778, 我们要喝到我不在乎是否破产为止。

Wang Zhongxia:

挪威很牛逼,我现在正在车上哭泣(在去见刘晓波妻子的路上)。

Shifeike [被Twitter和新浪微博上很多人转]:

有在上海的哥们儿吗?我们聚餐吧!我们在人民广场上见。

Liu Xiaoyuan:

我打赌,一些官员现在很后悔。或许他们在想,如果我们不给刘晓波这么严厉的审判,诺贝尔和平奖是否还会来到中国?

digitalboy:

我非常感谢中国的推友。我们出去吧,我请客。

CorndogCN:

更新:北京大学有人在放炮竹!

Ai Weiwei:

告诉你的朋友、家人和同学,谁是刘晓波,为什么他受到“反华”势力的爱戴和尊敬。

以下是ChinaGeeks英文版读者评论:

shuaige

你说你只是随意挑了一些(评论)。。。他们中的一半都是自由博友,而且在中国的不多。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笑话。或许如果他们不用每年都送出一个奖赏,他们会将这个奖颁给一些真正值得的人。不管怎样,我能感觉到这场风暴。

pug_ster

去年是奥巴马,今年是刘晓波,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现在大概正在他的坟墓里打滚。

Gan Lu on

Putz,你又开始说话不经大脑了。为什么你认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会反对将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你认为诺贝尔先生会反对《08宪章》,支持刘晓波被关进监狱?

Zhuge Jiang
刘晓波是世界上最爱国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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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洁能源战略

美国联合钢铁工人工会(United Steelworkers,简称USW)提交了一份长达5,800页的简报,请求美国贸易代表柯克(Ron Kirk)针对中国旨在增强其从节能灯泡到风力涡轮的绿色技术制造业的举措采取行动。《纽约时报》的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对清洁能源产业的补贴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严重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时他还通过集中分析湖南神州光电能源有限公司,对比中美两国相关政策差异,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政府在扶持清洁能源公司上的慷慨和高效是中国这一产业在与欧美较量中获胜的重要原因。以下是文章译稿:

一直以来湖南省广为人知的是它的因辛辣食物、多雾气候以及贫穷的养猪户。毛泽东出生于中国中南省会城市长沙周边的一个偏远村庄。

现在,长沙以及另外两个相邻城市正成为中国清洁能源工业的新兴中心。他们大量生产太阳能板输往美国及欧洲市场,开发制造这种板的新设备,并研发利风力涡轮。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和欧洲的清洁能源公司却正在困境中挣扎。

创造了超过100万就业岗位、欣欣向荣的中国清洁能源部门很快成为减缓全球变暖以及其他空气污染形式科技产品的主要制造商。到这个世纪中叶,全球人口将达到90亿,增长将近三分之一,这些技术能够确保石油和煤炭储备减少后我们依然有足够的能源。

然而,中国清洁能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具有进攻性的政府政策,这些政策以一些其他国家政府提供不了的方式帮助这一重要出口产业。根据《纽约时报》对一些贸易专家的采访,这些措施很可能打破中国以及大多数其他国家所认同的国际规范。

长沙最近的成功案例是解释政府方式的一个例子。湖南神州光电能源有限公司,一个创办两年的公司,将他们制造的太阳能板和船只的近95%出口至欧洲。现在它正在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开设销售部门,为明年2月份进军美国市场做准备。

为了帮助神州光电,地方政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这个公司转让了距市中心不远的22英亩珍贵市区土地。这一举措减少了这个公司的费用支出,并极大地提高了它的价值以及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一家国有银行正准备以低利息向这个公司提供贷款,省政府正通过退还这个公司支付的利息来促成交易,帮助神州光电增产一倍。

过去3个月里中国专家在采访时说,对长沙以及中国其他地区清洁能源公司来说,获取巨额土地及贷款补助是一个政府规则,而不仅仅是企业的期盼。

然而此类援助违反了世贸组织禁止向出口商提供任何形式补贴的规则,而且很可能在日内瓦裁决中受到惩罚。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贸易代表、2001年参与商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条款的查伦·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说。

如果这个国家(中国)不能够取消补贴,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强征从那个国家进口产品的关税来予以反击。然而与政府在许多其他领域的反应一样,清洁能源跨国公司和贸易协会一直以来在处理贸易案件上非常谨慎,他们担心中国的报复行动以及(中国政府)拒绝那些与中国对着干的公司的市场准入。

W.T.O.规则允许国家在国内市场里补贴产品和服务,只要这些补贴不会让进口产品受到区别对待。但这些规则禁止出口补贴,以防止国家政府帮助它们的公司在世界市场中获胜。

W.T.O. 还要求国家每两年公布一次国家及当地补贴,这样当一个国家的出口非常可疑地剧增时,其他国家的贸易官员能够很轻易地证实那个产品是否受到补贴。

然而自加入W.T.O.后,中国几乎无视W.T.O.的要求,争辩说它还是一个努力理解其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在2001年至2004年间中国仅申请了一个补贴名单,而那个名单只覆盖了中央政府的政策,却遗漏了地方或省级补贴。

中国商务部派往W.T.O.的中国代表团将不会就这篇文章发表评论。上周看到了《纽约时报》通过传真提出的几个问题后,使团官员拒绝做出回应,他们说任何评论都有可能影响中国在其他贸易纠纷上的立场。

神州光电以及其他中国清洁能源公司同样从政府干预(每日投入10亿美元干预货币市场,使中国出口得以在外国市场中维系)中受益。(中国)在货币市场中的体系干预,(让其出口产品)获得贸易优势,违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是其成员之一)的规章,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没有力量惩罚违规者。

中国风能、太阳能制造商从政府在今年夏天减少原材料出口征税(对于太阳能板和风力涡轮来说至关重要的稀土)中获益更多。

当然,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成功也归功于这个国家其他许多产业持有的资产:低廉的劳动成本、不断扩张的大学培育出的大量工程人才、低廉的建筑成本以及优化的运输和远程通信网络。

举个例子,在湖南省我们能找到刚获得学士学位、年薪仅2.640美元的工程师,他们挣的并不比只有职业技校学位的蓝领工人挣得多多少。专家说,中国依靠燃料推动的清洁能源公司很依赖政府给予的优势。

其他国家同样也在试图帮助它们的清洁能源产业,但走得并没中国那么远,并且至今为止还未走到可能与W.T.O.规则发生冲撞的地步。

毫无疑问,中国进攻性的策略让人们能够买得起清洁能源。在过去两年中,太阳能板的价格降低了将近一半,风力涡轮的价格减少了四分之一,这一部分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快速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规模。现在,大型中国风力涡轮每1百万瓦特容量售价大约是685,000美元,而西方同等容量的涡轮售价850,000美元。

问题是,中国是否以一种对海外竞争者不公平、并让其他国家过分依赖一个经济政治条件都不稳定的中国产业的方式打造这一产业。

由于中国清洁能源产业极度依赖土地交易以及低廉的政府支持贷款,如果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又或是银行宽松的借贷引发近些困扰年西方金融市场的金融问题,这一产业将很轻易地被击垮。

如果要让从中国进口更多产品取代在国内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其他国家对资助可再生能源的热情也很可能锐减。

中国太阳能及风力产业的快速崛起向我们解释了政府如何帮助众多出口产业,以及现在西方面临的挑战——中国已经崭露头角,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逐渐逼近美国。

漂亮的胜战

5年前在太阳能产业中勉强算得上是一个玩家的中国今年生产了世界半数以上的太阳能板,其中超过95%将出口至一些为购买太阳能板的消费者提供政府补贴的国家,例如美国和德国。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政府对其公民在太阳能购买上的补贴则吝啬许多。它在帮助制造商上撒了更多的钱,允许他们利用其他国家的消费者补贴项目赚钱。

中国今年还制造了世界近一半的风力涡轮。中国提供财政刺激引导公共设施使用风力,此项花费比太阳能少,并让该国于去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风力发电市场。由政府补贴的涡轮制造商现在正准备向美国和欧洲大量出口,这很可能最终导致对W.T.O.规则的违反。

同时,中国自身事实上并不进口风力涡轮或太阳能板,反而保护那些发展中产业。举个例子,中国在去年晚些时候才要求每个风力涡轮的70%、太阳能板的80%必须在中国制造。在美国官员反对之后,中国安静地无视那一规则,这也因为它自己的产业已经成为世界最大、成本最低的制造商。

现在中国强烈抗议美国或欧洲效仿中国方式,利用“本地含量”规则帮助它们自己正在苦苦战斗的可再生能源产业。

“现在如果美国建立起那样的规则,这将很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一位中国资深能源政策制定家李俊峰说,“(因为)我们都要向对方购买产品。”

中国的扩张伤害了美国和欧洲的太阳能制造商,现在西方风力涡轮制造商要和低成本的中国出口竞赛。今年,“超越石油”关闭了在马里兰弗雷德里克以及西班牙的太阳能板制造业,并解雇了大部分雇员,与此同时却扩大在中国的合资企业。

总部设在麻州马波罗市的常青太阳能公司在美国四处奔波借钱,发现在中国的成本将更低后,他们计划明年夏天将其在麻州邓文斯的太阳能板移至中国,同时取消300个美国工作岗位。

奥巴马政府已经开始就如何回应中国产业策略开始了高层讨论,财政部长盖特纳7月在华盛顿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说。

“我们对他们已采取措施的深度和广度非常担忧,” 盖特纳先生说,并补充道,“我们将在贸易前沿采取严厉措施以对抗任何明显的歧视行为。”

援助之手

在长沙,神州光电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赵枫是新型中国清洁能源企业家的代表。他很高,体型适中,喜爱绘画、钓鱼和高尔夫。

“如果我去洛杉矶待10年,我会将8年时间花在高尔夫球场上。”他说。

他曾经是湖南大学半导体教授,他有一个女儿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由五角大楼拨款支持的生物工程学博士学位,他还在芝加哥拥有一栋别墅,与奥巴马总统的府邸仅一个街区的距离。

赵先生很快指出,美国州政府、联邦政府也鼓励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我们的省长亲临我们的工厂许多次,正如阿诺德·斯瓦辛格访问过加利福尼亚太阳能公司许多次一样”,他说。

然而湖南政府对神州光电的支持比美国(政府所做的)更多。

有了政府的扶持,在清洁能源加速批准体系下,神州光电仅在三个月内就有了足够的资金,并获得所有创建一个企业需要的许可。“施工队以三班倒的方式每天工作24小时,一周工作7天。”赵先生说。

在美国建造并武装一个太阳能板工厂需要14到16个月,获得环境及其他许可要一年,梅里马克极特太阳能前首席执行官汤姆·扎惹拉(Tom Zarrella )说,极特太阳能是美国和中国太阳能制造工厂装备的重要供应商。

神州光电占地22英亩的混合楼或许是中国政府对清洁能源产业承诺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家公司仅有360名员工,他们在一个二层楼的建筑及一个小工厂里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住在六层宿舍楼里。这些混合楼中还有一个太阳能板供能的模范楼。

政府已经给了神州光电足够的便宜土地种植橘子树,一个差不多完工的高尔夫练习场和蜿蜒的乡村跑道,一直到长沙市区中心地带附近的17层公寓楼群。

作为清洁能源企业,神州光电两年前以90,000美元一英亩的价格购得这些土地,赵先生说。那是从政府购买工业用地官方价格的三分之一。

现在这个地区周边的工业用地售价720,000美元/英亩,这了神州光电8倍的利润。这片价值可观的土地还意味着这家公司在其资产负债表上有庞大的资产以及很少的债务,这将帮助其2012年的首次公募中吸引大量投资者。

长沙及其周边3个清洁能源公司高官们也说他们可以以规定价格的三分之一购买政府土地。

赵先生为人们对于他的企业公园是否必要辩护,他说那不是房地产投资。他说,所有雇员都可以在这个练习场娱乐放松。他还说神州光电希望有一天能在这片土地上建造一个九层楼的太阳能研究中心。

株洲(长沙附近的一个城市)本地政府更慷慨。“对于非常好的项目,我们可以免费给他们土地,” 株洲高新区区长何剑波说,他们从电动巴士到太阳能板无所不做,现在正在准备建造电动汽车。“这项土地补贴只针对高科技产业,传统产业不享受这项待遇。”

美国很多州政府、当地政府也修建马路、安装电力线,并建造其他提高私有土地价值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吸引清洁能源投资。和中国一样,针对这一产业的赋税优惠在美国也很普遍。

然而根据华盛顿商务部,美国政府机关通常避免向出口产业出售高折扣政府土地,因为改善基础设施已经让所有公路和通讯使用者受益,而不仅仅是个别出口产业。一系列国际贸易协议,包括W.T.O.规则,允许政府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一些类型的税收减免,但禁止一些以转移高价值政府资产形式进行的补贴,例如给出口商土地。

赵先生说无论全球贸易规则在出口补贴上的态度如何,世界应该欣赏中国政府机构在国家清洁能源产业上的慷慨支持。那一支持可能让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暴跌,并帮助人类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他说。

这片被补贴的土地同时还将帮助神州光电得以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太阳能板卖给中国西部的贫困人民,赵先生说,并补充说他希望这一努力能够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并在那一地区促成更多销售。

金钱非万能

神州光电准备在今年年末让其产能增加一倍,国有银行和市政府也已做好准备帮助它实现这一目标。

这家公司已经就1千1百万借贷达成临时协议,以便将其雇员增加到600名。银行将以6%的利率借钱给这家神州光电,接着省政府将直接给他们多于贷款利率一半的退还款项。“就在昨天,银行总经理带着他的员工到我们这里看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赵先生说,“我们不用去银行,他们会来。”

从国有银行获得的低利息贷款对中国清洁能源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一些专家说,因为工厂设施的投入成本非常多。

“如果你将利率由0.5%调高到1%,差异将令人吃惊,因为在初期成本意味着一切,”美中清洁能源论坛首席执行官丹尼斯·布若斯(Dennis Bracy)说。美中清洁能源论坛是一个由中国能源官员、前美国内阁官员组成的讨论组。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通过了100亿美元补助金、贷款担保和其他帮助这个产业竞赛者筹措资金,并帮助已经存在的公司,并承诺将再次拨款100亿美元,能源部长朱棣文(Steven Chu)经济刺激计划资深顾问马特·罗杰斯(Matt Rogers )说。几乎所有的钱都将用于美国发电项目。

然而美国清洁能源项目面临许多耗时、困难的限制条件。公司必须显示他们能够偿还贷款,并革新技术。政府部门已经已经为18个可再生能源贷款担保提供有条件比准,尽管到目前为止只有4个真正拿到了钱。但是政府正加速这一进程,能源部贷款担保项目首席执行官强那森·西耀佛(Jonathan Silver )说。

一直以来中国快速地向清洁能源提供贷款,甚至4月份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3家太阳能板出口商、1家风力涡轮制造商提供得230亿美元贷款都没引起人们的惊叹。由政府拥有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就是为了向战略性优先考虑的事提供贷款才存在的。

西方清洁能源公司在他们能够自己筹集资金的时候抱怨过高的财政支出。银行对这一部分一直非常谨慎,并严重倚赖向它们支付高达9%隐含利率的风险投资家和私募股权公司。HIS新兴能源研究的资深太阳能分析家托马斯·马斯林(Thomas Maslin )说。

麻州常青太阳能公司在美国为筹集资金挣扎了3年,但在中国做同样的事却没遇到任何困难。中国国有银行很乐意贷款给进行非常吸引人项目的工厂,例如提供一种只要在贷款期限到期时还清利息和本金的5年贷款,这家公司的财务总监迈克尔(Michael El-Hillow)说。

“不管你给谁打电话——银行、政府——在美国,你一美分也拿不到。这糟透了,”他说,“那也是为什么中国有一些隐形优势。”

许多中国清洁能源专家争辩说,中国应该在帮助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之余为本国公民购买可再生能源提供更多补贴。然而除非国内需求增加,政府支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至关重要。

“谁将赢得这场清洁能源竞赛,”神州光电的赵先生说,“取决于政府给予多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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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吸烟习惯

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有被迫吸入二手烟的经历。大街上有人吸烟、餐馆里有人吸烟、休闲场所有人吸烟。我最痛恨的一次经历是,坐火车卧铺上铺,同一车厢的四个男人围成一圈一边吸烟一边侃大山,除了鼻子受罪,我的眼也被烟熏得酸痛。后来隔壁车厢一大哥看不下去了,过来劝他们熄烟,于是一伙人消停了一会儿。我松口气没多久就又闻到了该死的烟味,低头一看,之前过来劝说的男人也加入了他们吸烟的行列。

作为全球成人烟草调查的组成部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09年10月至2010年5月针对15岁及以上具有代表性人群进行了入户调查。调查显示有28.1%的中国人吸烟,吸烟者中男性为 52.9%,女性2.4%;20至34岁的吸烟者中,有半数以上(52.7%)在20岁前就开始每天吸烟;每周平均有70%的成人接触了二手烟。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行动计划主任刘远立教授发表讲话,认为中国控烟8年基本不成功,利益集团强大是重要原因之一。

《华尔街日报》的James T. Areddy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篇评论。在文章的最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调查显示的30%没接触过二手烟的中国人在哪儿?对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以下是文章译稿:

他们说,与任何上瘾抗争的关键就在于承认这个问题。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北京现在非常严肃地审视其国民吸烟习惯。

发现结果让人窒息。

超过半数中国男人吸烟(大约24%的中国女性吸烟);中国301,000,000个成年吸烟者20岁之前就开始吸烟;吸烟的工人和农民是吸烟教师的两倍;少于四分之一的人,无论吸烟还是不吸烟,认为吸烟引发疾病,例如肺癌;50%吸烟者每包烟的花费少于七毛五(美元?);警告标签通常并不会让人们打消抽烟的念头;少于六人之一的吸烟者计划戒烟;三人之一尝试过戒烟的人失败告终;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家里允许吸烟;二手烟影响了70%不吸烟人群。

乍一看,这份调查燃起了这个世界上最大吸烟群体的一丝希望。301,000,000吸烟者数量几乎与美国307,000,000的人口相等,这比近些年北京和国际其他组织经常引用的数据350,000,000要少很多。

不要太兴奋。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解释,说最新的这份调查只包括15岁或以上年纪的吸烟者,排除了更年轻的人。(其他近期调查的方法或许可以解释这一区别)

当然,关于中国国民吸烟习惯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在承认这个问题上迈出了很大一步。

“不许吸烟”的标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城市直接禁止吸烟(?)。最近没人在飞机上吸烟。还有许多人,至少在一些大城市是这样,鬼鬼祟祟地躲在洗手间里吸上几口,而不是明目张党地在工作中抽烟。

与毛泽东、邓小平不同的是,中国最新一代领导人与美国总统一样,如果他们也吸烟,一定会选在没有聚光灯的地方。

即便如此,还有很多人说人们仍然在一些明令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有38%受访者说他们在医疗设施周边见过这种情况。

“中国长期存在的普遍烟瘾应该得到与非典或H1N1流感同等的重视”,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米歇尔·欧莱瑞在一份声明中说,“现在慢性上瘾占据了中国疾病负担中很大一部分,而烟草使用是导致死亡和疾病的最大且可预防的单个因素。”

刚发布的全球成年人烟草调查中包含了这些数据,世界卫生组织将它形容为“一份使用一致、标准的协议进行的跨国国民代表问卷”。在中国进行此次问卷调查花费了100万美元,类似的研究在拥有超过全球半数烟民的14个低收入国家展开。

世界卫生组织说,这项调查将“提高国家设计、执行、以及评估烟草控制项目的能力”,包括6个控制方法: 监控使用、保护人们远离吸烟、为戒烟提供帮助、警告吸烟的危害、强迫禁言并提高税收。

在中国,这份调查是由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在2010年上半年针对15岁及以上年龄段做的。周二深圳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中国代理商说他们将很快将这份调查结果公布在他们的网站上,包括疾病防治中心的国家烟草控制办公室和中国烟草控制协会。

有一个减少吸烟的障碍:中国的烟瘾程度或许与政府对产业税收的依赖一样,这些税收或许占了政府税收的8%。然而香烟也引发了与吸烟有关的疾病,以及政府为治愈这些疾病所支出的费用。

这份调查还没回答一个问题:那些说他们在典型的一周中未接触过二手烟的十分之三中国人在哪里?

以下是读者评论:

George Yu

大多是男人在吸烟。或许他们的死亡会平衡性别比。

匿名

与战后几十年里英国人强迫中国人吸食鸦片不同,烟草完全受政府控制,并且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在十年内就禁绝烟草。今天的鸦片等价物是在线博彩,一种似乎是英国人开发,中国人受罪的习惯。

Murphy

这篇文章没能提到吸烟问题的文化层面。在中国人中,如果一个男人不抽烟,那么被人会认为他不是一个真男人。吸烟在中国没有受到在北美和欧洲那样的责难。在晚餐桌上,一个男人会跟别人分享他的香烟,就像分享酒一样。如果在中国全面禁止吸烟,其结果会和北美禁酒令一样。如果要约束吸烟,政府需要进行与吸烟有关的文化改革。中国人应该转变观念,反对那301,000,000吸烟者。

Zhang

当我去中国出差时,我出于礼貌,被迫吸烟。拒绝别人递过来的烟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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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陪同”的西藏之旅

《纽约时报》华裔驻外记者刚结束中国官方组织的西藏之旅,并发表了一篇回顾,向我们描述了西方媒体记者在西藏这一敏感地区的采访遭遇。文中一位新华社记者的问题“什么时候外国人会像看待美联社一样看待我们?”令人深思。中国近些年一直在加大力度推广软实力,包括在世界各地新建孔子学院、在非洲等区域推广中国模式,前一段时间还在媒体发展上投入大笔资金,包括在纽约时代广场附近设立新华社北美总部。然而有着严密新闻审查制度的中国媒体是否真能克服审查的桎梏,发展成为与美联社、CNN等相抗衡,并在西方新闻界树立良好口别乃至威望的国际性媒体?我们拭目以待。

以下是文章译稿:

一个温暖的早晨,在西藏大学校园内,几个参加由中国政府组织西藏访问的记者安静地离开队伍,和一些站在草坪上的学生交谈。安保人员闯了进来并将学生驱散。

两天后,中国官员带了大约30名外媒记者到位于日喀则的德扎什伦布寺,那是藏传佛教转世班禅喇嘛的势力所在地。官方安排了一个僧侣给我们讲解寺庙历史,然而记者们更希望就11届班禅喇嘛对他提一些问题。1995年中国政府带走达赖喇嘛指定的6岁灵童后,任命了另一位班禅喇嘛,从那以后人们就再也没见过那个男孩和他的家人。

一位从北京来的外交部官员很快示意结束谈话。迟些时候,穿过这个白墙寺院时,这位官员摇着他的脑袋并对我说:“你问的所有问题-我要用哪个词?-非常可笑!”

最近中国政府希望外国人认为他们已经超越了奥威尔式的信息控制。在北京和中国大部分地区,外媒记者通常可以自由通行。便衣警察不再定期跟随在记者左右。和记者交谈的普通民众通常也不害怕来自政府的报复。这和西藏人很不同,由于无所不在的保安部队,西藏人只和外媒记者进行简短的、鬼鬼祟祟的交谈。

中国正在将他的国家新闻通讯社——新华社——推往一个新的市场,希望外国出版物有一天能够报道他们的故事就如他们使用美联社或路透社的报道一样。新华社甚至在泰晤士广场设了一个新闻室。一个新华社记者问我,“什么时候外国人会像看待美联社一样看待我们?”

中国政府和它的新闻机构渴望在外国人中树立起威望,越来越多的中国记者正在努力突破那一界限。但开放、批判性的诉求对于中国官员来说依然是一个不相容的观念,正如我在此次政府主导的对西藏中部的五天访问中观察到的一样。总的来说,中国记者仍需小心翼翼地应对严格的审查标准。我们外国人知道我们被巧妙地监视了。遇到某些重要问题,例如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中国对国内外媒体报道进行了非常严格的限制。

那意味着对一些维吾尔族和汉族关系紧张地区的报道依然令人担忧,例如西藏、台湾和新疆。

外媒记者被禁止在西藏自治区内自由走动。一个由政府支持、一年一次的访问是唯一进入西藏的方法。这里我要向那些越界的记者表示哀悼。两个波兰记者最近发现他们被列入了中国签证的黑名单,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西藏报道。

尽管如此,和谐是最近官方的口号,无论是在政府和藏族人还是政府和记者之间。因此在藏族人崛起、源源不断的藏族人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到逮捕的两年后,记者们看到了大量的民族娱乐、美丽风景,并进行了一系列受到国家监督的采访。

我们入住拉萨一家旅馆的一小时后,午后的阳关在褐色群山间沉落,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到郎热民俗公园(Nangre Folk Customs Park)参加一个有许多歌舞表演的自助餐。

第二天,两辆观光巴士和一名陪同警察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梭。在一个叫葛巴(Gaba)的村子里,我们和当地居民聊了他们用从“安居工程”(政府授权,2006年开始施行)那里得到的补贴和贷款建立起来的新家。葛巴是一个模范村,但很显然并没有代表性。事实上,此次对葛巴的访问让人联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官员带着外国人去一些类似的模仿村庄以展现他们的乡村建设。

(起居室里的装饰品并没能让我们改观:每个家庭都挂着中国三个最高统治者——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笑着的肖像海报)

我们不时地想起现实。一个早晨,当我的摄影师在公车上拍摄超过150卡车汉人军队隆隆作响地驶向拉萨时,我们的看守人非常纠结地拧着手。

最后一天,我们搭乘四个小时的公车前往机场,记者们互相抱怨(对采访的)严格限制,但都同意有这么一次旅程总比没有来得强。充满了挫败感地穿过喜马拉雅山后,我们在一个半隐半现在山中、令人惊叹的圣湖“扬卓曹”旁吃午餐。

当我们收拾好行李要走时,一个澳大利亚记者和一个英国记者一丝不挂地跳进水里。

我看了看我们的看守者,透过像镜子般的太阳镜,从拉萨来的、以及陪同我们的警察都在笑。这是很长的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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