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屈服在中国的“淫威”之下？

中国自古就有因言获罪的历史，还专门有“祸从口出”这么个成语。建国后，虽然宪法明文规定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然而这一“言论自由”因受到种种限制事实上并不自由。所幸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中国的逐步国际化，中国人享有自由言论的范围越来越广，尺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戏剧性的是，据亚洲协会资深人士Emily Parker称，一向以言论自由著称的西方世界在中国问题上的言论却越来越不自由。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与世界各国、经济组织日益密切的合作，在中国领土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出于利益考虑，在中国问题上越来越谨慎，甚至刻意回避一些可能会让“中国不高兴”的话题，例如新疆、民主。本文翻译了Emily Parker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关于西方在中国问题上言论自由退化的评论文章。

以下是Emily Parker评论译稿：

加拿大华裔作家丹尼丝·钟（Denise Chong）1994年出版的她的曾祖父母的自传《侍妾的孩子们》(The Concubine’s Children)获得了极大关注，并连续一年半位列全球最畅销书目榜单。然而她在2009年出版的《以卵击毛》（Egg on Mao）却让许多人陷入恐慌。“我听得最多的是，‘这是一本抨击中国的书吗？’”钟在电话中对我说。当我看到这本书的封面时，我马上明白了。这本书的封面是一张被泼了墨的毛泽东肖像，图片上还印着黑体字：一位丑化偶像并揭露独裁的普通人的故事。这本书讲述了卢德成的真实故事，卢在1989年抗议中将装满了颜料的蛋掷向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肖像。

钟低估了北京当局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她列举了一些让人非常不快的事例：一个此前邀请她出席一个募捐活动的加拿大非盈利经济发展组织一得知她的新书标题，立即减少与她的新书可能发生的联系（那个组织正在鼓励中国政府在加投资）。一个中文电视台的记者因为害怕北京政府，取消了对钟的采访，钟在与那个电视台的一位制片人交谈时得知了这一消息。

这类的神经过敏不仅仅局限在加拿大。加拿大使馆透露，美国国会图书馆拒绝了与钟共同组织一场活动的邀请。在最近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一个参与了相关讨论的图书馆雇员说，这本书的政治敏感性是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一个因素，此外他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之间的关系良好（他们不愿破坏这种关系）。

孤立地看，这些事件似乎不足为道，然而它们反应了一个大趋势。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扩大，各国、组织按照中国规则办事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3月份谷歌关闭其在中国大陆的网络搜索服务，称他们再也不想根据中国法律自我审查那些搜索结果。一些作家及中国问题观察员认为，中国的审查范围越来越广。

“我还记得以前只要你在中国以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东西。”研究美中关系的亚洲协会（我任职的地方）总监奥威尔·谢尔（Orville Schell）说。他认为中国互联网的成长创造了一个转折点，在这一转折点一些与世界脱节的中国、西方读物在加速融合。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商业往来越来越频繁。

“突然我们都变成了香港，没有人愿意得罪中国大陆，因为它离我们太近了。” 谢尔说。

去年秋天在法兰克福图书展之前，中国政府对书展主办方施压，要他们取消邀请两个异议人士参加“中国和世界”研讨会。然而更多时候，那些潜在的批评家自缄其口。《纽约书评》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国：盘旋在吊灯上的蟒蛇》中，中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将北京当局的审查形容为盘绕在头顶上的危险生物。“通常那些巨型蛇不移动，”他写道，“它不需要…它不断发出无声信息‘你自己决定’，然而大多情况下，每个笼罩在它阴影下的人都或多或少选择了妥协。”

我向林询问了当前“蟒蛇”对在中国领土以外的作家的影响。“人们大多时候没意识到自己正在自我审查，”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林培瑞从9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被中国政府拒签中国签证，很明显是因为他在1989事件中帮助异议人士方励之寻求美国使馆的庇护。

林的窘况也让其他中国观察家有了阴影。“我的学生一个月内问我三四次：我怎样能避免像你一样被列入黑名单？”林说。他补充说，他的博士生因为害怕被列入黑名单，拒绝写中国的民主问题。

在纽约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中国法律和社会的孔杰荣（Jerome Cohen）也有类似感受。“有些我尊敬的作家不触碰一些话题，因为那会让他们卷入与中国的纷争中，”他说，并补充中国西部的新疆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新疆总是处在种族和宗教的动荡中。英文书《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2004）的极为西方作者在图书出版后被中国拒签。那些学者在这些富有争议的课题上到底写了什么根本没人在乎。“签证拒签似乎死咬着有争议的课题，至于那些人就这些课题写了什么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孔说。

北京当局的审查人尽皆知，那些自我审查的西方作家也只能无奈地闭上嘴。这些学者“为了进入中国，选择性地在学术上进行妥协，这让人很不快，但所有人都这么干。”一个声名远播的美国大学教授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告诉我。他要求我别在报道中写上他的名字，他不是当心北京当局，而是害怕被美国的同事孤立。

这种谨慎影响了所有西方有关中国的书，一些书强调中国经济上的成功，而忽视了其在政治上的镇压。而这或许也是广泛传播的中国模式的产物，无论其是否令人讨厌，但它奏效了。“中国现在看起来非常成功，”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说。约翰逊是《野草：当代中国三个故事的变化》(Wild Grass: Three Stori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一书作者，并因在中国向《华尔街日报》发稿而获得2001年普利策奖。“我认为从更深的角度看，有关中国的书籍反映了西方世界对自己在世界上地位的深层忧虑，以及对中国不加批判的观点，中国经常不分享。”

你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揭露中国阴暗面，以及不受影响地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然而北京当局的反应无法预测，正是这一点让它的审查更有效。那些在中国之外的人对中国的了解不多，而这或许会造成一种后果，即他们最终可能都将选择保持沉默。

美国亚裔作家工作室的执行总监陈恳（音译）说了一件他在纽约为《国家的囚徒》（Prisoner of the State，赵紫阳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举办活动时发生的事。作为中国共产党改革派的领导人，赵紫阳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被软禁起来。在那个活动中，一名 “法轮功”记者要求采访撰写该书的两位中国编辑和一位美国教授。“让我觉得有趣又讽刺的是，”陈说，“那两位中国编辑很自然地坐在镜头前接受采访、签名，还说了些有争议的亲民主观点，而那位美国教授甚至拒绝了采访，因为他害怕中国政府的报复。”

有时一些中国作家反而毫不担心地涉猎西方作家顾虑的话题。富有争议性的小说《兄弟》的作者余华告诉我，西方人总是问他，为什么他的作品在中国没有被禁。“中国的读者并不认为我的书应该被禁，反倒是西方读者有这样的观点。”余在一封邮件里说。

余设想过很多种答案来解答人们关于他的作品还未被禁的疑惑。他说他现在只是最简单地回答：“我也不知道。”

Tags: Denise Chong, Ian Johnson, Jerome Cohen, Perry Link